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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生活
華商報專題：解放前被譽為延安“新聞山”的那些非凡事跡
到延安去！試問九州誰做主 萬眾矚目清涼山 從清涼山上發(fā)出了時代最強音
從《紅色中華》改名為《新中華報》，再與《今日新聞》合并，延安時期的第一份綜合性報紙《解放日報》誕生了。在延安清涼山上的窯洞內，新華社、《解放日報》的記者新聞戰(zhàn)士們，向世界訴說傳播著那個時代的最強音。
百余家報刊聚集在陜甘寧邊區(qū)
“百年積弱嘆華夏，八載干戈仗延安。試問九州誰做主，萬眾矚目清涼山。”1945年，中共七大開幕時，陳毅元帥曾賦詩一首，評價被譽為“新聞山”的清涼山上燃起的新聞之火。
自從紅中社正式更名為新華社，并于1938年3月遷到清涼山上開始，這座承載著佛、道文化的清涼山，就成了抗日戰(zhàn)爭和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，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中樞，并作為新中國廣播、出版事業(yè)的發(fā)祥地搖籃，向世界發(fā)出中國之聲。
延安革命紀念館紅色基因庫工作人員馮延寧介紹：“清涼山是文化和新聞的集中地和首發(fā)地。據統(tǒng)計，中共中央駐扎在延安期間，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(qū)共有上百家報紙和雜志。”
“當時無論從內部條件，還是外部因素來看，都為延安新聞業(yè)的發(fā)展奠定了基礎，最終形成了這樣一種百家爭鳴的新聞事業(yè)。從業(yè)內人才來講，黨內很多成員同志都曾參加過甚至創(chuàng)辦過報紙或雜志，這些經驗是延安時期新聞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重要經驗基礎。中央從瑞金轉移到延安，獲得了相對穩(wěn)定、安全的環(huán)境，這是新聞事業(yè)發(fā)展積極有利的外部條件的轉變。”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系主任郭小良介紹。
沒有發(fā)電機，就用改造汽車引擎；沒有印刷紙，就用馬蘭造紙；群眾里95%都是文盲，那就開展識字運動。
在黨中央的努力下，延安建立起了一張從中央到區(qū)縣的五級黨報體系，這個體系沿橫向、縱向交織，織成一張嚴密的新聞宣傳網，覆蓋整個陜甘寧邊區(qū)。
“清涼山上一棵松”
《解放日報》的第一任總編輯楊松，因其對黨的忠誠，以及對新聞事業(yè)的認真負責，年僅35歲就因病累倒，后葬在清涼山上。因此，他被親切地譽為“清涼山上一棵松”。
10歲，楊松曾受教于革命英雄陳潭秋；13歲，他考入武漢中學，在董必武的指導下，參加青年讀書會，參加學生運動、支持工人斗爭……到達延安，他成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，并多次作為俄語翻譯，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成員的會議架起溝通橋梁。
“陳力丹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楊松，說楊松很少參加公開活動，非常低調務實，但他作為延安《解放日報》第一任總編輯，在新聞史上的地位卻舉足輕重。”郭小良說。
在《解放日報》成員的一次會議中，楊松表達了自己對于新聞工作的要求：辦報就是要讓文章能夠引起讀者的注意，使他們有興趣看。為達到這個目的，文字上要生動活潑，使人讀起來不感到枯燥乏味。無論是通訊或消息的宣傳都不要公式化。
他深知，作為一名黨報工作者，應該在工作和生活上起到模范作用，發(fā)揚自我批評精神，表揚好的，揭露壞的，要有樸實的作風，來提高黨報的威信。因此，他要求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要充分掌握國際、國內知識，在工作中努力提高自己，在技術上刻苦學習。
“《解放日報》成立后的一個月內，共發(fā)了29篇社論，全部是楊松撰寫的。他因過度勞累而去世，是新聞界的重大損失。作為革命延安時期的報人代表之一，他對于新聞作品的要求極高，他嚴謹認真的編輯工作作風對于現(xiàn)在的新聞從業(yè)者，依然有重要的借鑒和警示作用。”郭小良說。
用油紙包著稿子游過延河
“現(xiàn)在是晚上8點，延安新華廣播電臺，XNCR現(xiàn)在開始播音。”與報刊同步發(fā)聲的，還有延安新華廣播電臺。
1940年春天，周恩來從蘇聯(lián)帶回來了一部10千瓦的發(fā)射機，廣播電臺終于有了設備基礎。同年12月，延安新華人民廣播電臺成立了，位置在今天延安安塞的王皮灣，人民廣播事業(yè)從此起步。
在安塞的王皮灣，戰(zhàn)士們挖了幾口窯洞，作為播音室和宿舍；沒有隔音設備，播音員就用毛毯裹起4面；發(fā)射天線，則是用幾根大木桿子，連接起來搭成了木塔天線。
“把敵人扔到毛屎坑里去！”1940年12月30日晚，18歲的播音員徐瑞璋在話筒前播報新聞。當時，恰逢百團大戰(zhàn)取得勝利，蔣介石密令數(shù)十萬軍隊向華中區(qū)域的新四軍發(fā)起進攻，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。就在這危急時刻，徐瑞璋用清亮的聲音，播報了皖南事變的新聞稿。
“起初，廣播內容只有新聞，而這些內容都來自報社。通訊員為了拿稿，不僅要步行30里路，還要用油紙包著稿子游過延河。”郭小良說，隨著廣播事業(yè)的逐步發(fā)展，不僅播報時間變長、頻次變高，1941年，播報的內容里還有了文藝節(jié)目。“有大家耳熟能詳?shù)摹饵S河大合唱》，這是延安魯藝成員的作品。但也有不少節(jié)目沒有唱片，播報員就親自上陣唱起歌來。后來，毛主席還給廣播電臺送了幾張自己珍藏的唱片。自從有了文藝節(jié)目，邊區(qū)的文化氛圍也活躍了不少。”
幫中國抗日的日本播報員
一位日本女性，和延安時期的廣播事業(yè)有不解之緣。
出生于日本貧困家庭的原清志，與一位中國留學生相愛并結婚，之后，便隨丈夫來到中國。她目睹過日軍侵略中國的場景，也隨八路軍一起，迎來百團大戰(zhàn)的勝利。
1941年，彭德懷同志找原清志談話，黨中央想調她到八路軍總政敵工部工作。原清志欣然服從組織安排，與丈夫一起奔赴延安。
“‘這里是延安新華廣播電臺！’這是廣播電臺日語廣播的第一聲，也是由原清志播出的，開創(chuàng)了中國人民對外廣播的先河。”郭小良說，1941年12月3日，在一間6平方米的窯洞內，原清志用日語向世界播報中國。也正是在這一年，原清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
即使子彈從她的頭頂呼嘯而過，她始終堅持信念，她說：“日本人發(fā)動侵華戰(zhàn)爭是最不明智的選擇，這也迫使我不得不離開日本，幫助中國人抗日，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，但是我這步走對了。”
不只是原清志，戰(zhàn)爭年間，共有20多位歸國華僑，從東南亞來到延安，用流利的英語參與新華通訊社的譯電工作，對世界講述中國，被形象地稱為“千里眼”“順風耳”，確保了黨中央在延安“耳聰目明”。
“當時，國外的媒體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色政權，缺乏全面客觀的認識，污名化很嚴重，所以，這批華僑播音員就是千里眼、順風耳。毛主席主張‘請進來、發(fā)出去’，邀請了不少外國記者來延安，讓他們看到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色政權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關于時局的主張。”郭小良說。
專題報道組記者 李新怡 周晶 賀秋平 張益博
文章來源華商報
華夏民意網編輯